《解放軍報》星火燎原擷英|紅日照陜甘

習仲勛

2020-05-24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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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報5月24日消息,陜甘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唯一完整保存的革命根據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完成戰略轉移,長征勝利到達陜北。陜甘革命根據地從此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后來全國抗戰爆發后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主力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貢獻。本文作者習仲勛當時是陜甘邊區的負責人之一,是全程參與陜甘革命根據地創建、鞏固和發展的親歷者。這篇文章以簡潔樸素的語言、客觀細致的筆觸,追憶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歷程,深情回顧黨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領導陜甘革命根據地斗爭的難忘歲月,為廣大黨員和干部群眾銘記光輝歷史、傳承紅色基因提供了生動教材。
借火(油畫) 劉宇一作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領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完成戰略轉移,長征到達陜北。從此,黨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領導著陜甘革命根據地的斗爭。迅速克服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所造成的危機,扭轉了局勢,使陜甘根據地走上了新的發展道路。當時,我作為陜甘邊區的負責人之一,有幸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多次聆聽他的教誨。這是一段令人難忘的歲月。
陜甘革命根據地是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失敗后保留下的最后一個根據地。毛主席到達陜北前,陜北的革命斗爭幾經起伏。早在大革命時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陜西各地就曾經出現過蓬蓬勃勃的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士兵運動和學生運動。大革命失敗后,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堅持武裝斗爭,先后組織了反帝同盟軍和陜甘工農紅軍游擊隊,并在陜、甘兩省交界的照金創立了小塊的革命根據地。我于1932年春在甘肅兩當發動兵變,失敗后轉到照金。1932年冬,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正式成立,由于軍政治委員杜衡推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誣蔑劉志丹同志所堅持的正確路線是什么“游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老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等等,硬要紅二十六軍離開根據地,南下終南山,杜衡則借故私自離開部隊。當我軍進到藍田時,被敵人重兵包圍,終因敵眾我寡、彈盡糧絕,全軍覆沒,而杜衡這個膽小鬼不久也被捕投敵,做了叛徒。1933年8月,我們在照金根據地陳家坡開會,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右傾失敗主義情緒,決定恢復紅二十六軍,拉起隊伍再干。我們吸取過去的教訓,決定分三路建立游擊區:第一路陜北,以安定為中心;第二路隴東,以南梁為中心;第三路關中,以照金為中心。1934年冬到1935年春,我們分別建立和發展了陜甘邊根據地和陜北根據地。陜甘邊根據地把二、三路連接起來,北起定邊、鹽池,南抵三原、淳化、耀縣,東至延安、延長,西達隴東的合水、慶陽、曲子、環縣一帶,建立了人民政權。陜北根據地在陜北特委領導下也建立了一大片人民政權。這時,在陜北地區活動的紅二十七軍也建立起來了。兩個根據地分別召開了工農兵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陜甘邊區工農民主政府和陜北省工農民主政府。為了統一黨和紅軍的領導,1934年底,陜甘邊特委派劉志丹等同志去延川永坪地區和陜北特委開聯席會議,成立了以劉志丹、馬明方、惠子俊等同志為核心的黨的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劉志丹同志任軍委主席。劉志丹以軍委名義發布了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動員令,命令紅二十六軍主力北上陜北作戰。1935年5月,劉志丹同志兼任前敵總指揮,徹底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二次“圍剿”,根據地進一步擴大到二十幾個縣,陜甘邊與陜北連成一片。后來紅二十五軍轉戰千里來到陜北。這一段,是陜甘革命根據地和人民武裝力量大發展的時期。
不幸,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也影響到陜北。他們不調查研究,不了解陜甘革命歷史,不了解敵情、我情,全憑主觀臆斷,強調對外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對內凡不同意他們錯誤觀點的就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他們指責劉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陜甘邊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幾畝、幾十畝,群眾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沒收富農的土地和牛羊,不在游擊區分配土地,是“不實行土地革命”;指責我們糾正一些人領導赤衛隊侵犯貧、中農利益的違法亂紀的土匪行為是“鎮壓群眾”;還說我們同楊虎城有聯系,是“秘密勾結軍閥”。他們無中生有,無限上綱,先說我們“右傾”,繼而說我們“右傾取消主義”,更進而說我們是“右派”,誣蔑劉志丹同志是“白軍軍官”。當時,蔣介石正在對陜甘邊區進行第三次“圍剿”。于是出現了這樣的一種怪現象:紅軍在前方打仗,抵抗蔣介石的進攻,不斷地取得勝利,“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卻在后方先奪權,后抓人,把劉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來,紅二十六軍營以上的主要干部,陜甘邊縣以上的主要干部,幾乎無一幸免。敵人乘機大舉進攻,陜甘根據地日益縮小?!白蟆眱A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眾的極大疑慮和恐懼;地主、富農乘機挑撥煽動,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邊、靖邊等幾個縣的群眾都“反水”了。根據地陷入嚴重的危機。
我被扣押了。起初關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窯堡,和劉志丹等同志一起被關在一個舊當鋪里?!白蟆眱A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審訊方式,天氣很冷,不給我們被子蓋,晚上睡覺綁著手腳,繩子上都長滿虱子;一天只放兩次風,看守人員拿著鞭子、大刀,看到誰不順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許多人被迫害致死。
千里雷聲萬里閃。在這十分危急的關頭,黨中央派的先遣聯絡員帶來了令人無比高興的喜訊:毛主席來了!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進入陜甘邊的吳旗鎮,他立即向群眾和地方干部進行調查。當時陜甘邊特委的龔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匯報了陜甘邊和陜北根據地紅軍勝利發展的情況,又匯報了當時亂搞“肅反”,把劉志丹等紅二十六軍的干部抓起來的問題。毛主席馬上下達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給中央處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窯堡辦理此事。我們這一百多個幸存者被釋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陜甘紅區的黨,也挽救了陜甘革命根據地,出現了團結戰斗的新局面。在毛主席親自指揮下,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在直羅鎮殲敵一○九師和一○六師一個團,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毛主席對陜甘根據地的創始人劉志丹同志和廣大干部十分關懷,非常愛護。志丹同志出獄后,毛主席安排他擔任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西北辦事處副主任、北路軍總指揮和紅二十八軍軍長。后來,1936年春,劉志丹同志率部隊渡黃河東征,不幸犧牲于山西中陽縣的三交鎮。毛澤東同志題了挽詞,稱贊劉志丹同志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同志題詩說:“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敝斓峦痉Q他是“紅軍模范”。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給予劉志丹同志高度評價,使那些同劉志丹同志一起工作的干部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我被釋放后,到中央黨校學習,以后相繼在地方、部隊擔任領導工作。在這些日子里,我有機會多次同毛主席接觸。他有時吸收我參加中央有關會議,有時找我談話,有時寫信給我,以至題詞勉勵我,使我不斷受到教育。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會上,毛主席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完整地闡述了我黨的政治策略,批判了黨內過去長期存在的“左”的關門主義傾向,決定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我凝神諦聽毛主席的報告,覺得他講的完全合乎實際,路線完全正確。我感到迷霧頓散,信心倍增。1939年,毛主席親筆在一幅約一尺長、五寸寬的漂白布上寫了“黨的利益在第一位”8個大字,上款寫“贈習仲勛同志”,下署“毛澤東”。這個題詞,我長期帶在身邊,成了鼓勵我努力改造世界觀的一面鏡子。毛主席在我們這些人身上傾注了許多心血,這鮮明地體現了他為黨制定的愛護地方干部和廣大干部的政策。
陜甘根據地的危機克服后,毛主席立即著手把陜甘根據地建成爭取北上抗日的出發地。他根據全國形勢和陜甘根據地的特點,提出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命令紅軍依托陜甘,東渡黃河,以模范的抗日行動,推動全國抗日。東征戰役擴大了我黨我軍在全國人民中的政治影響。那時,蔣介石頑固地堅持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政策,妄圖阻擋紅軍向抗日第一線前進,調動了十余萬軍隊,向陜甘根據地進攻。陜甘一帶,東有晉軍和國民黨中央軍,北有地方軍閥井岳秀、高桂滋,西有甘、寧、青馬家軍和國民黨中央軍,南有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我們四面被包圍。敵人侵占了根據地的許多縣,地主反攻倒算,群眾遭到殘酷殺戮。國民黨又在這些地方復辟了反動統治,建立保甲制度,實行連環保。為了穩定陜甘根據地,毛主席命令紅軍打退了西面和北面的敵人。我也隨軍西征,在李富春同志為首的陜甘寧省委領導下,在隴東的環縣、曲子一帶做群眾工作。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形勢的發展,1936年9月,毛主席在保安(今志丹縣)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吸收了兩個地方干部參加,我是其中之一。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會議。毛主席一見到我,便親切地叫著名字,同我握手。這次會議,主要討論《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討論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反對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會上,毛主席還總結了根據地建設的經驗,指出在中心區和邊沿區、游擊區,因情況不同,工作方針和任務也應有所不同。他還批評了王明路線的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參加這次會議,我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線教育,進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論、原則的實行,都必須同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教條主義之所以錯誤,就因為它不問實際情況,完全從本本出發,生搬硬套;政治路線錯了,組織路線也必然是錯的,政治上搞“左”傾機會主義,必然在組織上搞宗派主義。同時,思想上也明確了:必須根據形勢的發展,積極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會后,張聞天同志同我談工作,說對民團、保甲,都可以搞統一戰線,可以先試試。
這次會議后,我被調到關中地區擔任特委書記。關中地區包括甘肅的新寧(寧縣)、新正(正寧)和陜西的赤水(旬邑)、淳耀(淳化和耀縣)等縣,像一把利劍插入國民黨統治區,直逼它的戰略重鎮西安。當時,我們的游擊隊只能隱蔽在深山里,活動很困難,生活很艱苦。根據中央九月會議決議的精神,我們一面恢復各種秘密組織,一面建立和發展各方面的統一戰線關系。對于每一個人、每一個派別、每一個社會團體、每一個武裝隊伍,都根據他們不同的情況,在抗日救國的總方針下,同他們接洽、協商、談判,以訂立各種地方的、局部的,暫時的或長久的,成文的或口頭的協議,同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一些單位,建立起各種不同程度的統一戰線關系。有個國民黨的縣長同我們有老關系,我們也同他建立了聯系。在四個縣的保安團中,除了一股頑固的地主武裝反對我們以外,其余的都同我們建立了統一戰線關系,他們向我們提供了許多情報和槍支彈藥。這樣,到“雙十二”西安事變時,關中根據地就全部恢復了,我們的游擊隊又壯大了。雖然國民黨的政權仍存在,但我們的政權組織也秘密地建立起來了,公開的名義叫作“抗日救國會”。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合作后,黨中央、毛主席又領導我們糾正了王明在那時所搞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領導權拱手讓給蔣介石的右傾錯誤,克服了當時邊區黨委的某些領導人在統一戰線中采取的機會主義立場,粉碎了國民黨的摩擦、蠶食等破壞陰謀,使根據地日益鞏固;還開展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設,使陜甘寧邊區逐步成為全國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據地,黨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延安,成了中外聞名的革命圣地。陜甘寧根據地每前進一步,都是同毛主席的親切關懷和直接領導分不開的。陜甘寧根據地人民和全國人民,都永遠不會忘記這一點。
習仲勛 出生于1913年,陜西富平人。文中身份為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陜甘邊革命委員會副主席、主席,中共陜甘邊特委代理書記、軍委書記,陜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關中特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2002年逝世。
(原題為《星火燎原擷英|紅日照陜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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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伍智超
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關鍵詞 >> 陜甘,革命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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